在战国之始，秦国并非霸主，反而常遭周边国家的威胁。为了逆转这一颓势，秦孝公下决心引进英才。商鞅应命而来，受到了秦孝公的极大信任，并着手进行一系列的变革。在经过了漫长的二十多年的努力之后，秦国终于逐步崭露头角，成为了一个不可忽视的强国。
秦孝公不幸去世后，新的君主嬴驷继位。不久，他便发动了对商鞅的致命打击，以“谋反”为名将其处死，并追杀其家族。
这一令人疑惑的行为，引起了后世无数的猜测与议论。嬴驷为何会选择消灭商鞅呢？
从嬴驷继位后的统治策略来看，他似乎并不反对商鞅的变法思路。所以，这次行动更可能是出于其他的考量。变法往往意味着触及到了深层的利益格局，不少人因此受害。商鞅的改革也无疑是这样。虽然他的策略对秦国的崛起至关重要，但这也使他成为了众矢之的，积累了大量的敌意。
当新法推行不久，当时的太子嬴驷却因不小心触犯了这些新规定。考虑到新法在国内尚未稳定，商鞅决定示众，他选择了严惩犯法的高官，尽管其中包括了未来的君王嬴驷。
确实，由于嬴驷的太子地位，商鞅无法直接对他进行惩罚。但为了维护新法的权威，他转而对太子的两名重臣进行了黥刑。这样的决策无疑在嬴驷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更为关键的是，商鞅的变法还创建了一个特殊的社会机制。他引入了军功爵制，赋予了普通百姓一个罕见的社会上升通道。这导致了大量的普通人得以晋升，形成了一个对商鞅忠诚的新兴势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势力的影响力日益增强，对于秦国的统治阶层而言，这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想象一下，一个与王族并无血缘关系，但在民间声望极高的人，在国王病重时拥有了几乎同等的权力。这样的局面，对于一个统治者来说，绝对是不可接受的。
战国延续了周的分封制。诸侯被赋予了一片土地，而这些诸侯又将自己的封土分给了自己的宗室贵族和重要的大臣。这些贵族和大臣不仅在自己的封地内享有绝对的权力，还能直接干预国事，成为国家的重要决策者。
当秦国决定改革，尝试中央集权的时候，这种制度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商鞅的改革使得国君的权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使其更有能力去调控国家的各种资源。然而，这也意味着，原本在分封制下享有极大权益的宗室和大臣们，他们的权益受到了严重的削减。
在商鞅的改革背后，有秦孝公的坚定支持。所以，尽管这些受到威胁的贵族和大臣心中对商鞅怀有强烈的不满，但在秦孝公在世时，他们选择了沉默。但随着秦孝公的离世，这种沉默就像一座被打破的大坝，愤怒和仇恨开始汹涌而出，他们开始对商鞅发起猛烈的打击。
被刑者之怨。商鞅推进的变法主张严格的法律制裁。而当时的法律，其惩罚手段主要是身体上的刑罚，如墨、劓、剕、宫等，不仅会给人肉体的痛苦，精神上的打击也是巨大的。以公子虔为例，他身为秦孝公的兄长，地位显赫，但因触犯新法两次，先后遭受了黥刑和劓刑的惩罚。
公子虔曾为秦国立下卓越的功绩，但在商鞅的严法之下，他也不能幸免。这样的制裁，让许多贵族、官员和普通百姓都受到了伤害。无疑的，这些遭受新法制裁的人们对商鞅积压了深重的怨气。
当嬴驷初继位，其统治地位并未稳固，那些受刑的贵族，尤其是如公子虔这样的秦国重臣，开始指责商鞅有叛国之意。而嬴驷对商鞅早有不满，加上这种群众的指责，他便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宣称商鞅有叛变之心。
面对嬴驷对其的致命追捕，商鞅明白自己在秦国已成目标，必须逃离。
商鞅的领地位于秦国的东南。而秦国的西北是荒凉的犬戎胡地，向西或向北都必须穿越关中的核心区域，这等于是自投罗网。朝南进入蜀地似乎是个选择，但那片区域的道路崎岖难行，且不在秦国统治范围内，因此也不是理想选择。
实际上，商鞅有两条可能的退路：一是前往楚国，但由于秦楚关系融洽，商鞅对此并不抱希望；另一条则是通过函谷关前往魏国。鉴于当时的情况，前往魏国成为了他唯一的选择。
当他到达秦魏交界，因为已是深夜，关口已封。他试图找到一处休息，但因缺少必要的凭证，无人敢收留他。天亮后，他冒险逃出了函谷关，但魏国也并未接纳他，因为他曾捕捉过公子卬。
无法前进，商鞅选择返回自己的封地，并动员军队攻击邻近的郑县。这次行动为他增加了谋反的罪名。知道这一消息后，嬴驷迅速出动军队前来平叛。商鞅在彤地与秦军对战，最终战败身亡。
尽管商鞅已死，但他的尸体被带回咸阳并遭受车裂的惩罚。为进一步展示权威，嬴驷还下令杀掉了商鞅的全家。
但令人惊讶的是，尽管嬴驷杀了商鞅，他仍坚持维持商鞅的新法，并继续吸引六国的人才。也为秦国走向强大打下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