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危机的爆发，都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原因，汉武帝时期的财政危机也不例外，既有其表层的直接原因，又有其深层的根本原因。
西汉前期，由于始终坚持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对屡犯汉疆的匈奴单于势力亦暂以妥协退让的“和亲”外交政策相维持，没有大规模的战事，军费开支自然相对节省，西汉的财政便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日渐充裕，为汉武帝的“有为”政治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但文景以来，匈奴人烧杀抢掠所造成的扰民之害，不但没有因“和亲”政策得到根本解决，反而愈演愈烈。鉴于此，在朝野上下抗敌呼声日益高涨的推动下，一些有识之士便对因循持重、忍辱偷安的“和亲”政策提出了质疑。
继贾谊之后，晁错在上书文帝时，不但纵论了与匈奴征战的必要性，而且还具体分析了双方力量对比上的利弊与短长，并提出打击匈奴的有效之策，即在边境屯田筑城，徙民实边，屯粮塞下，开苑养马的积极防御的办法。至武帝即位，正值西汉国力强盛之时，加上地方诸侯分裂割据局面亦已基本结束，因此，彻底解决匈奴边陲之患的条件均已成熟。由汉初一味妥协、退让的“和亲”消极防御，转为武帝时期的全面反击，无疑是西汉王朝在匈奴政策上的一个新变化。到汉武帝时期，有了比较充分的准备，汉王朝开始了对匈奴的反攻。
这场战争的耗费无疑是巨大的。卫青于元朔五年、六年出征匈奴，战争直接消耗掉的费用，加上朝廷赏赐予立功战士的财帛，就使得汉王朝的赋税收入几乎用尽。如元朔六年、元狩二年、四年，武帝三次赏赐击胡有功部队，总数达一百七十余万斤黄金，其中最少一笔，也相当于宣帝以后国家赋税收入的一半。而这只是对匈奴的三次比较大的战役，小的战役更有数十次之多，再加上对西南夷、南越、羌人的战争，所耗军费是西汉政府所远远不能负担的。在沉重的军费负担下，汉室军俸便出现了危机“是时财匮，战士颇不得禄矣”。
因此，尽管文、景以来的充裕财政在反击匈奴的民族自卫战争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兵革屡兴，军费浩繁，在彻底击溃匈奴入侵势力之后，西汉政府确实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
灾害多发于农业发达的中原地区，这样直接影响到都城长安的经济依赖性很大，频发严重的自然灾害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以黄河决口为例：元光年间“河决于瓠子，东南注巨野，通于淮泗”,洪水所及，十六个郡受灾，造成了“二十馀岁，岁因以数不登”的情况。为此西汉政府不得不进行大规模的治险赈灾工作，以缓解天灾对社会生产所造成的严重影响。元封二年，武帝命汲仁、郭昌二人领数万兵卒到瓠子治理黄河决口，同时他还“自临决河，沉白马玉璧于河，令群臣从官自将军以下皆负薪填决河”。
仅治理黄河水患这一项，所耗费的费用就不可胜记，再加上当时灾情不断，赈灾费用更是不计其数。山东(今太行山以东地区)遭遇水灾之后，武帝果断下令郡国必须立即倾仓赈济灾民，然而却都不能满足当时的需求。“其费以亿计，不可胜数，于是县官大空”，巨额的赈灾治险费用，对于连军俸都难以维持的汉朝政府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汉武帝迫于形势，必须在经济上采取措施来缓解财政上的压力。
当然，从表面现象上看，为解决民族矛盾而发动的自卫反击战争和连年的天灾，似乎是引发财政危机的直接原因，但从实质上分析，造成封建国家财政来源枯竭和社会矛盾全面加剧的真正元凶，正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下小农背本现象和那些“上争王者之利，下锢齐民之业”且又“不佐国家之急”的富商豪强兼并势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