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相簪花
北宋庆历五年，时任扬州太守的韩琦发现自己家后院的"金带围"开了花，便邀请同在扬州的王安石、王珪前来赏花。
"金带围"是一种芍药，素来有名，传说中只要开花，城中便要出宰相，而韩琦院中的花开了四朵，朵朵大红花瓣围绕金黄花蕊，极尽富贵之相。
因开花四朵，韩琦便想着再邀请一人，碰巧其人身体不适，转而请当时路过扬州的陈升之参加，其与王安石、王珪同在大理寺供职，便也相熟。
换盏赏花之间，韩琦兴致一起，便摘下四朵花，在每人头上插了一朵，也许是命运使然，在余后的三十年里，这四人都在不同的机缘巧合之下登堂为相。便成了著名的"四相簪花"
韩琦其人：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
作为北宋中期政治史上不可或缺的人物，韩琦的一生大起大落，可谓曲折，能在百年之后得一句大相公，实为英杰。欧阳修称其："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
谏官本色、不惧权威；劝谏帝王、痛斥中书
韩琦为国忧民最早体现在其出任谏官时，当宋仁宗沉迷后宫，略耽朝政，他劝谏皇帝："选其无用之人放令出外，以消阴盛之变。"一方面是让皇帝忠于朝政，另一方面也给了宫中众多宫女一条生路，为皇帝博了美名。
而当仁宗耽于礼乐玩乐，韩琦当下便看到了其中的弊端，劝诫皇帝不可浮于表面，纵然礼乐为皇家之仪，可彰显皇家风范，但也不可失了分寸，西北边防未平，还需多忧心。
若说这些对于谏官来讲都是分内之事，那么一朝罢免朝中四位老臣，与大势力为敌，就不可不赞一声敢作敢为、大公无私了。
他上书弹劾宰相王随、陈尧佐，参知政事韩亿、石中立，痛陈其过，说宰相老病、参知政事无能，在其位不能谋其政。王随虽为宰相，不但不忧国民、做实事，反而信奉巫神之道，称病不上朝；陈尧佐以权谋私，以官位养老；韩亿以权谋私，为其子升换官职；而石中立不适合政治，只能做文书一类工作。四人皆德不配位，
为此事，韩琦连上四次梳陈，一时之间，朝野震荡，百官皆敬佩其勇气，为国为民与权力中枢为敌，是多大的勇气，最终，仁宗无奈，一朝罢免四人。
韩琦的这种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对谏官产生了影响，朝中谏官不再畏首畏尾，而是能够真正站在国家百姓的角度上，针砭时弊、痛陈朝中错漏。而对于韩琦个人来讲，这更是其从"俗吏"到"帅臣"的一场转变。
北宋政治冗杂，土地兼并严重，"三冗"、"两积"状况不减，中央政府财政吃紧，再加上西北边防未定，内忧外患之下，国家风雨飘摇，百姓生活艰苦。
在这样的条件下，若不大刀阔斧的改革，国家之根基就会遭到动摇。
庆历新政由范仲淹主持，虽历时不长，终以失败告终，但在北宋历史上却至关重要，更为王安石变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为其拉开序幕。
韩琦其人在这一阶段中提出体现的革新精神十分鲜明，而其在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两场改革中所持态度的不同，也十分耐人寻味。
庆历三年，范仲淹向仁宗提交了《答手诏条陈十事疏》。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项改革措施，意图整顿吏治、节省钱财。
韩琦时任陕西宣抚使，在陕南镇压因干旱而爆发的农民起义，正是因为如此，即便韩琦在庆历新政中属于激进派，但最终由于并未参与太多，并没有成为反对派打击的主要目标，仅是略有牵连。
改革遭到朝中反对派的阻挠，到了庆历四年九月，改革派在朝中的势力已消退殆尽，只有范仲淹及几个拥趸苦苦支撑。
最终改革派被扣以"朋党"的帽子，彻底失败，流放入狱外放，韩琦在其中不断周旋，保全力量，最终也外放扬州。
熙宁二年，王安石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改革，在经济、军事、教育三方面着手，以青苗法、保甲法和保马法为主，兼顾人才选拔和科举制改革，与前次不同的是，韩琦在这次变法中扮演的角色，并不是一个激进的改革派，他反对青苗法，认为青苗法虽然能够将钱财收归国库，但百姓却会变穷，对于一个国家来讲，民才是根本，所以最终韩琦上书与王安石针锋相对，反对青苗法。
但反对归反对，韩琦的一切意见都不是出于私利，在具体实行时，并为加以阻挠，而是帮助改革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外任一方，造福一地：只思民尽适，守鬓忘霜侵。
自庆历五年开始的十几年间，韩琦先后在扬州、郓州、成德军、定州、并州和相州做官。每到一地，他都尽心尽力，造福一方百姓。
在扬州执政时，他发现当地将用来救济百姓的义仓粮食无偿放进官仓，这对百姓生计不利，于是立即上书朝廷，启用常平仓，将义仓内的粮食拨进常平仓，用以备不时之需。
于郓州抓捕盗贼、于定州救治水灾饥荒，救百姓于水火之中，宋仁宗感其政绩，给予嘉评"朕甚嘉之"。
到了至和二年，常年病中的韩琦请求回乡任职，按律例，官员只有在辞官后才能回乡，为了防止其以权谋私，惠及亲戚，更是为了防止其勾结地方势力形成割据。但最终皇帝却答应了韩琦这个请求，可见其威望。
"只思民尽适，守鬓忘霜侵。"这是韩琦自己所做的诗，只期盼着百姓都能安居乐业，自己两鬓斑白也全然不觉，这便是韩琦的心系百姓之心。
君王更替下的大智慧：一心为国，十年为相，历经三朝
嘉祐三年六月，韩琦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开始了其政治生涯中的高光时刻，为相十年。
但高峰即面临挑战，时宋仁宗三子早亡，皇嗣问题即家国之重，迟迟没有继承人对于国家来说，即意味着不稳定，在君主身体欠佳之时，立嗣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一边是急于立皇嗣固国家根本的臣子，一面是刚痛失亲子、年迈老弱的皇帝，危急存亡之时，宋仁宗还幻想着后宫能再有子嗣，这就拖了五六年。
后仁宗去世，英宗即位，病弱之下由曹太后垂帘听政，但两权并立，迟早会有矛盾，更何况英宗与韩太后并非亲生，后母与嗣子之间更难相处，再加上左右朝臣与拥趸为了权力不断进献谗言，致使两宫心离。
后来英宗身体见好，韩琦又向韩太后请奏还政于英宗，正是因为如此，即便改朝换代，宋英宗掌权之后还是十分倚重韩琦。
但韩琦并没有止步于此，凭着宋英宗的倚重安于现状，而是进一步的考虑了国家，时宋英宗体弱多病，韩琦又开始考虑起了立嗣问题，他先后向曹太后、宋英宗进言，将自身置之度外，即便两面得罪，也要为社稷着想。
治平四年，宋英宗病逝，宋神宗即位，此时的韩琦在朝中颇有威望，得三代皇帝重用，十年为相，但也树了不少政敌，正值改朝换代之时，便有人上奏弹劾其广结朋党、专横跋扈。宋神宗其实并不相信，但韩琦早就有退隐之心，借此辞官归乡，神宗挽留不住，便只能答应。
结语
韩琦在北宋政治史上的地位自不必多说。
他刚正不阿，以天下为己任，从庆历新政失败后下任扬州，到王安石变法中据理力争，他从来都是以百姓为己任，造福一方。
而从朝堂政治来看，他进谏宋仁宗立嗣，以求天下安生，在曹太后与宋英宗产生矛盾时，又能从中缓和、调护两宫；英宗身体渐好，他便劝说太后放权于天子，正当宋英宗器重于他，他却能居安思危，要英宗早早立嗣。果不其然，英宗病重，神宗即位，韩琦便告老还乡。这一步步便是韩琦能为相十载、辅佐三朝的立身处世之本。
从个人来看，韩琦也确是个刚正不阿的真君子，他正衣冠，注重外表，与王安石同朝为官时，曾因王安石不拘小节而颇有微词，认为其彻夜玩乐，不重外表，实际上王安石是彻夜读书导致来不及洗漱上朝。但即便如此，王安石对韩琦其人仍十分敬佩。在对夏战争中，范仲淹与韩琦也曾政见不合、当面争吵，但过后仍能精诚合作，不以私利而对公事。
由以上可见韩琦其人对家国百姓之忠心。
